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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告别朝格图是在北京平房的殡仪馆。 十一年前，我和朝格图都在新京报的热线组。平房殡仪馆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遇到车祸，跳楼，有时候会到这里找死者亲属。 那个时候，大家都很年轻。每天都面对各种死亡，对生死也没那么多忌讳。 有时候会蹲在死人旁边打量。 我没有想到，十年后，我需要在这里见到这样的朝格图。我没有勇气在经过他的时候看看他最后的样子。 遗体告别之后，我们一群人坐在殡仪馆外边的走廊，有一搭没一搭轻轻浅浅的聊天。大家都不好受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聊的都是一些好笑的事。 关于朝格图如何扎金花，关于他戏谑采访对象，关于他的自来熟和让人惊诧的突破。 像比赛一样搜索记忆里他的趣事和段子，一边说一边笑，一边摇头。 朝格图是一个让你回忆起来会笑的朋友。 二 朝格图是个有趣的人，也是一个活得赤诚的人。 他个子不高，典型的蒙古人长相，像历史课本里的成吉思汗。声音浑厚，自带胸腔共鸣。一起跑热线的时候，口头语常常是“别怕，有哥在”。 我记得那时候我有一个万年梗。想起来就会问他，你为什么叫炒个兔？你为什么不能炒点别的？ 然后是他一副你真幼稚的嫌弃脸。 我至今还记得八达岭大车祸的时候，半夜我们到现场，他穿着略大的上衣，一路朝着燃烧的火光飞奔。跑起来自动降低重心，抻着双臂，从后面看像只大鸟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身影就留在了记忆里。 他有时候显得极通人情世故，有时候又直率的让人吃惊。 他流传已久的故事，一个是被保安拦在报社门外，他一怒之下砸了自行车，和保安扭打，背着保安踹在身上的大鞋印子进了四楼平台。 还有就是窦唯烧车时，其他人还在震惊的时候，他极为随便的踱到窦唯旁边，叫声哥们，递了根烟。 现在想想，那时候刚刚毕业，有一份不错又刺激的职业，应该是人生最自由的时刻。 没什么负累，一堆同龄人天天在一起泡着，采访完写稿，写完稿吃饭，吃完饭聊天玩杀人。像一场永不散场的青春盛宴。 最大的担忧也不过是稿子没写好，发不了。 三 后来朝格图去了南方周末，渐渐联系少了。再碰到是内蒙古越狱事件。 我常常会怀念做调查记者的时候。 你可以在广袤的中国遇到各种魔幻时刻，满足旺盛的好奇心。同时你会遇到调查记者这个神奇的群体。 重大新闻事件发生，这个群体会迅速的聚集在一起。 在这个聚集中，互相提防，各展神通。有时候又不得不互相倚仗。遇到翻山越岭荒山野外，突然发现远处走来一个同类，那种你也在这里的惺惺相惜，会让这种间歇性见面的友谊格外坚固。 越狱事件的时候，我们几个记者包了一辆车，一起分析推测找逃犯。最终跟到了警察枪毙逃犯的现场。 我们是日报，天天发两个版的稿子。朝格图正好错过了周三的发稿时间，明显要比我焦虑。 在我发稿的时候，他会怏怏的去找更多的人。他希望能在我们的扫荡后，找到更核心的东西。 事情没那么顺利。我们会无情的嘲笑他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今天采访的东西，我们又发掉了呢。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。 他很平静，“相信哥，一定能写一篇让你们服气的稿子”。 后来，我要去做一个越狱犯的人物稿。这不是他的方向。那个人的老家离呼和浩特非常远。 朝格图想了想还是跟我一起去了。做记者最怕的就是漏掉什么。我们转了几趟车，赶了两天路到了那个越狱犯的老家。 采访的时候，他基本没说话。和越狱犯的家人聊了大半天，我们出来了。 我至今记得我俩在一起等村里公交车的场景，天很冷，风大，村子的小路上尘土飞扬。 他似乎酝酿了很久，对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你不觉得你问问题太狠了吗？ 我当时正是做记者最自信的时候。我直接呛回去，我说不可能，在这方面，我最有分寸。 两个人大概争论了一会，在马上就到不愉快区域的时候，自动停止了。 实际上，在一摇一晃的回城的公交上，我慢慢的去回想自己问的问题，我突然觉得，也许他说的对。 四 再后来，朝格图陪着当地记者喝酒，想拿到更多的资源。喝多了，从车上摔了下来。 当时记者都走的差不多了，就剩下我和他。 医院。医生说他的头可能摔的有点严重。 我第一次看到朝格图发慌。 他平时总是一副气定神闲，什么都扛得下来的气质。那天，医院的椅子上，慌张地问我，我脑子不会摔坏了吧。 后来拿到CT报告，他一定让我陪着他一起找医生。他对医生说，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直说，别瞒着他。 他说了自己记者的身份，还搜出了自己的报道给主治医生看。我那时候总觉得他过于小心，一天要去找那个医生好几次。我常常为此嘲笑他。 现在想想，我对他的了解其实真的很少。 五 后来，听说他有了抑郁症，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概念。偶尔见面还常常和以前一样取笑他几句。 只是觉得他沉默了很多。 再后来他去了无界，重新出山，挺为他高兴，在白癫疯的方法北京白殿疯医院挂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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